博昊基金-博昊新闻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对党员、干部有着严格的要求。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西方政党的重要标志。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创造了整风这一加强自身建设的有效形式，实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统一。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向全党敲响了警钟。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发动了整风整党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尽管其中留下了一些过度运动化的教训，但却是努力克服执政条件下的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的探索。
　　改革开放后，党的建设面临着新的形势。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的推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的扩大，这给党的自身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课题。特别是80年代普遍存在的计划与市场双轨制，使得一些掌握权力的部门和干部有机会以权谋私，进行权力“寻租”，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强调“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克服党风廉政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198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提出“要从严治党，坚决反对那种讲面子不讲真理，讲人情不讲原则，讲派性不惜牺牲党性的腐朽作风”。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从严治党”。在党的十三大后，“从严治党”开始在党的文献中大量使用。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同时，中顾委向十三大的报告也指出，“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新环境，更加要求坚持从严治党的原则”。中纪委向十三大作的报告多次使用“从严治党”的用法。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中共十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明确提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党”写进党章，这标志着我们党正式将其作为管党治党的总遵循和根本原则。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提出，“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把从严治党的方针贯彻到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
　　新世纪以来，从严治党方针不断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新成效。同时，正如党的十八大指出的：“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鉴于此，中共十八大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决查处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不断扎紧制度的笼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然而，这些成绩还是初步的。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了“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并对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八点要求”。即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从严治党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落实到位，这是这次活动给我们提供的最深刻的启示”。
　　全面从严治党，既传承了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同时又根据新形势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新内涵表现在：在内容上全覆盖，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各个领域都严起来；在责任上强调必须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具体包括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真正做到党要管党，聚精会神抓党建；在力度上空前，全力以赴，一以贯之，发扬钉钉子精神，把讲认真落实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加强制度执行，使纪律成为高压线。“全面”一词，彰显了党中央的坚定决心、战略定力和使命担当，宣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勇气和高度自信。
　　从整风运动到“全面从严治党”这一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方面取得的诸多进步。其中，最大的进步莫过于逐步走出了“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具体来讲，就是不再用大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解决党自身的问题，而代之以定期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尤其是反腐倡廉活动，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同时，坚持深化改革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在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同时，加快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并切实强化制度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