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特别喜欢听民谣，《南山南》以后，民谣风似乎就盛行了起来，以前不被别人注意的小众的东西就一下子放到了台面上来，似乎看起来以后按此发展下去，中国音乐才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其实民谣的流行已经有过好几次尝试，初中的时候听羽泉《归园田居》，“翻过一座山又越过一条河，是那外公外婆的村落”到“看那夕阳下山坡”，从配乐到歌词，就很喜欢这种风格，从歌词到配乐，现在想想就有点民谣的味道。后来某个节目上有一对叫做“安与骑兵”的组合，听的时候一股清新之气，可惜后来就慢慢都没消息了，当初以为做民谣的特别少，而今再看当时应该就有很多人做民谣了。最近这股风气一吹，民谣大盛，有朋友调侃说就像自己的女朋友被人发现漂亮之后被置之闪光灯之下，让众人炽热的目光……

于是自己也开始重新关注民谣，陈粒啊，宋冬野啊，赵雷啊，包括野孩子都在听。说民谣的道路是中国音乐发展的方向，我的观点还是比较保守。野孩子乐队有一首《敕勒川》，其实就是把《敕勒歌》用民谣的方式唱出来，感觉很不一样，但是怪怪的。没有力量，有风吹的感觉，但是那风还是不够凛冽。软绵绵的没有力量。最近读《顾随诗词讲记》说好诗要有“力”。才情或关于天赋，而“力”可以学。如李白“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有豪气，但是豪气出自胸中一股自然生发的气，而气没有积淀不能持久，故易流于表面的浮泛。而老杜“但觉高歌有鬼神，安知饿死填沟壑”，有力，有拼命之力度，值得回味深思，哪怕不能深思，也可沉醉于此力量之中。

类似于这首《敕勒川》一样，有才情，但是过分的疏懒，没有力量。从而西北草原之豪情变之为河南田野上农耕后的休惬，意蕴就全都没了。不光这个，目前所有的民谣旋律和曲调虽难说大同小异，但是本质上都有这种内涵，而凭一种内涵演绎所有之感情，就如同《天龙八部》里鸠摩智用小无相功，有其形而无其意。这种缺失不解决，你说民谣是代表未来中国流行乐发展的方向，我还是很悲观。

看顾随先生的言论，也可以解释为何有的歌无力，但是还是让人觉得好。比如很多中国风的歌词配上曲，听起来老少皆宜，风靡一时。

这是因为“美”，如今中国风歌词的堆砌使用了大量诗词的语汇，这些语汇保留的是古典诗词中的语蕴。晚唐以来的诗都是用来表现美的，也没有力量，不像老杜那样用“力”，但是我们今天读起来小杜的“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还是觉得美得不行，仔细琢磨起来，没有力量，有力量显得深厚，而“美”不管浮浅还是深厚，美是靠感觉的，感觉这种东西哪跟他能讲理性也能讲感性，控制不了的，一男孩平时也知道好看的女孩好看，这是理性，但是喜欢上一个普通的女孩就是觉得美，你跟这种人怎么讲其实这个人没有那么美？人家是感性了，就是觉得心上人最美，旁人呜呼奈何。

现在歌词的作者，有几个懂古典的诗词？但是喜欢抄，你看《卷珠帘》“镌刻好，每道眉间心上，画间透过思量，沾染了，墨色淌，千家文，都泛黄”，好坏暂且不说，但是美。美在哪里，美在意象的堆叠和语汇的铺陈。墨色、眉间都是强大的语汇，这种语汇后面有着巨量的语蕴。

怎么讲？

我们说古典时，喜欢把场景放在江南，爱说“家住江南”。“家住江南”，光看这四个字就好，你要说“家住北京”，那全完了。但是北京也是古都，也有历史也有沧桑，江南和北京，静下来想，也都各有各得好，为什么“家住江南”写在诗词里好，“家住北京”就不行？

我们想起“江南”，是“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凄切，是温柔，是缓缓地美。我们想起北京，不知道你怎么想，反正我是想起来萧乾笔下的“吆喝”：“那个冰糖葫芦儿！”还得是用老北京话说出来；想起来焦圈儿馊豆汁，再想就是古长城了，万万想不到那种江南的感觉，这就是“江南”和“北京”之后的语蕴，读诗词这样，听歌也是这样。故而我们觉得未必有“力”，未必言之有物，但是“美”。

不过话说回来，语蕴本身也可能有时效性，没有了历史和诗词，你跑到乌镇去看来来往往的行人和纪念品小店，恐怕也是没有那种多惆怅的感觉，或许也惆怅，但是此惆怅非彼惆怅。没有“力”的新创造，总是吃老本，就疲了，到时候江南北京，爱谁谁都一样了，谁还知道这里面的语蕴。

语蕴使得语汇深厚，深厚却又变得固化难以突破，现实中多样的江南固化为诗词中的江南，历史上缤纷的北京映射成小说中的北京，故而语蕴也不是诗词最好的表达，真正的表达不是刻意的，比如顾随先生所称颂的陶渊明，说其诗平凡而伟大，浅显而深刻。一个人的文章常因厌弃世事的浮浅而显得文章深刻，一眼就可以看出深刻的文章如同未经打磨的玉，玉是好玉，但是不经琢磨，有灵气亦有火气，而所谓平凡而伟大，浅显而深刻，是灵气充沛，无惧浮浅，更无心于世人眼光的超脱，以浅显为浮浅，以深刻亦为浮浅，故而率归于文气的平凡，是高于深刻的深刻。

雨在下，而磨出一篇文章。最后说一句“偷得浮生半日闲”，意境好，但是不值得提倡，人生也是负重远行，诗词可以偷闲，人生一刻不会有空闲。

作者/杨世杰  2015年博昊学子。2014年入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基地班，现留校在历史学院3到9世纪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