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引：“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历史的车轮滚滚，帝王将相也好，才子佳人也罢，无论在世时多么显赫，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成为研究者的材料，甚至是妇孺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这问题也是张鸣教授《重说中国近代史》的开场白，在拜读其大作之后，有必要也必须要对其做出回应，以期与诸位博昊同仁作简单的交流与探讨。

不学历史，何以为人？

一面赞叹“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一面陷入“生存还是毁灭”的犹疑与彷徨，莎翁以哈姆雷特为口，尽诉心中的人性之思。不学历史何以为人的反问与之相比，似乎稍显唐突。我并未接受过系统的历史研究训练，本科在文学院学习时，也只是将其作为文学研究的背景，并未深究其根。这样看来我似乎并没有资格提出这样的反问，这也正是我引用卡尔·马克思手稿中的内容作为议论的引子之原因。

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不是专指历史学，而是通常意义上的与人有关的人类社会历史。人性论、人本质论精深复杂，先哲们众说纷纭。马克思在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异化扬弃与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思想之后，从社会性对人本质进行剖析，体现了其独到之处。简要述之，历史是人通过实践劳动而创造的，但是在创造的过程中外化成为了客观的对象性的物化的思想观念，通过积极的扬弃，我们可以通过历史观念来达到对人本质的复归。一个人过往的成长过程也可以看做是一段既定的历史，从个人成长的历史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所以为人的原因。他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他有自觉创造的意识。精美的家具是对木匠为人本质的体现，豪迈的诗歌是对诗人为人本质的体现，妙笔丹青是对书法家为人本质的体现，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懂得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我们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能够最大限度的继承前人的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眼界总要宽一些，视线必然好一些，才能探知究竟如何为人。

对于人类整体而言，历史包括万象，可以算得上是人的类本质的生动体现。从中，我们可以从文天祥身上感受到人性伟大的光辉，当然也可以从希特勒那里探求人性的丑恶。如果不学习历史，先辈独具匠心的创造将由什么样的人来继承？“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政治上的打压带给陈子昂无限苦闷，区区22个字，革新了唐代诗风，映射出君主专制社会政治的残酷，也是对人本质生动的写照。

不学历史，何以为中国人？

中国人从未忽视对历史的记载与研究，相传老子曾任周朝典藏室官，观古今天地人的演变，因此才能作出玄深微妙的《道德经》。历朝历代都重视史书的编撰，以史为凭、以史为鉴、以史为言，在警戒后人同时借以维护王朝权威。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张鸣教授著作第一章中提及：“对于一个民族，无论是其整体还是个人，记忆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对于中国人来说，5000年的文明史，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珍贵的记忆。

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并不狭隘，厚德载物的文化精神滋养了兼容并包的民族观。古来“夷夏之防”更多强调的是汉民族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上的冲突，其中尤其以游牧与农耕冲突为甚。在冲突和融合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汉民族是中国人的典型代表，但远不能代表整个中华民族。从秦汉时期基本奠定基调的传统文化，虽然在近代以来遭受过西化欧化运动的摧残，但却从未在这片大地上褪色。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中将这一民族记忆概括为“历史智识”，“惟知之深，故爱之切”，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述了从认知、情感发展而来的能够为民族真奋斗而牺牲的行为。

这样的历史智识当在近代史中体现最明显，前辈先烈们，无论阶级立场或意识形态，为了救亡图存而前赴后继，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在当今各类社会思潮的激荡之中，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言论甚嚣尘上，否定先烈、否定民族之精神，在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上以西为尊、以美为荣。我们应该承认也必须学习西方文明的优势，但是这并不代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只有一条。日本人的学习态度值得称道，但是日本在西方化的同时，保留了他们传统的和服、茶道、武士道，他们成功的原因有部分可以归结为日本式的西方化。从这样的发展逻辑来看，一面继承传统（尤其着重强调的是，1921年以来、1949年以来形成的红色传统也一定是中国人的传统，传统不能割裂，只继承孔孟老庄而忽略了“红船精神”的作用，也是虚无主义的表现），推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面不断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样才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逻辑。只有学习历史，对国家和民族才会真正怀揣赤子之情，才不会觉得“美国空气都是甜的。”（详见网络某留学生毕业发言）

不学历史，何以为新时代中国人？

13亿总人口，82.7万亿元生产总值，2.5万公里高铁总里程，扫码支付、共享单车、便捷网购……改革开放以来40年，中国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正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显示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力。与现如今的中国，形成对比的是170多年前鸦片战争的落后屈辱、225年前乾隆皇帝的封闭自大、431年前封建王朝散发的落日余晖。我们早已经走过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阶段，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改变失语就要挨骂的局面。

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中，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争夺中，中国离欧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一段距离。美国Portland公司每年会根据文化、外交、教育及国际投票对各国软实力进行排名，从数据上看，近三年来，中国的排名连续提升，但2017年也仅仅位列第25名，英法美德日等发达国家软实力排名长期居于前列。不可否认的是，意识形态、评判标准、中西差异等原因对结果产生了极大的干扰，但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话语权在某些方面缺失的事实。这些事实都是我们需要知道的，这些事实也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历史事实，需要我们从历史中摸清发展的脉络。按照党中央对大学生的要求，我们应该能正确认识世界与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与国际比较。

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时常听到各种“野史”“小道消息”甚至是对国家的抹黑，相信各位博昊学子也会听闻一些，这里就不用赘述。我是一名党员，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来自基层城镇，也到西部边疆去锻炼过，相信相比较有些“杠精”，我对国情民情可能了解得更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先达先生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后记中写道：“我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只要我有看法，我就应该写点东西，以尽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责任”，这是陈老在85岁高龄时仍秉持的信念与担当。作为一名学习理论的学生，担当必不可少，针对各种错误思潮，也应该勇于发声、敢于辩驳。最后这一问，与其说是一种论述，不如说是自我前行的一种激励。

对《重说中国近代史》的浅见

上述三问三答，是我在阅读张鸣教授《重说近代史》时的随感。张鸣教授此书源自人大的一门热门选修课的讲稿，如果从博雅教育的角度来审视，这门课这本书是教育成功的典范。书中对于中国人近代史心态、《资政新篇》、李鸿章、袁世凯等历史事实、历史人物的评判令人耳目一新，讲稿中体现出的渊博学识也令人惊叹，想来这也是这门课能够走红的原因。但是从深入的历史学习、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个人对书中某些细节有一些不同意见，拿出来与诸位分享。

在历史事件的评价中，是否对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评价过高？例如：“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洋务运动是一场失败的运动。其实，我觉得未必。”读至此处，涌上心头的感觉是失败的定义。“师夷长技以自强”“师夷长技以求富”，这是洋务运动的目标，但是随着甲午战败，洋务派既定的目标并没有实现，这已经算是一种失败。虽然客观上有一些成就，在某些方面促进了中国的发展，是否可以以此来否定既定目标未实现这一失败的事实呢？“中国人倒霉就倒霉在有个并排的同桌比自己学得好”，这也只能说明在东方两国的对比中，中国的失败更明显，如何以此来判定洋务派的失败只是相对比较上的失败而非绝对意义上的失败呢？

在历史脉络的梳理中，是否过分看重了某些少数？在太平天国运动的评论中，在维新变法的讲述中，书中总提及士大夫的作用，甚至有个别英雄史观的论调。太平天国没能赢得士大夫的青睐，这是其失败的一方面原因。但在拥有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士大夫们究竟能发挥多大的力量呢？至少，这些问题与我个人认知相悖。同时，张鸣教授在分析变法失败原因是谈到，认为日本的成功可能是因为“当时日本下层武士里，可能的确有高人，他知道路怎么走……”但中国缺少了这样力挽狂澜的英雄。在历史的变革中，我们不能忽略主要人物发挥的作用，但是我相信，当时的中国，单靠少部分士大夫是不行的，李鸿章失败了，维新派失败了，袁世凯复辟了，孙中山也是在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之后才真正取得了“国父”的成就，时事当然造英雄，英雄也能变时事，这样的前后关系是不能改变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在历史原因的探寻中，是否忽略了深层次的原因？读张鸣教授大作，令人热血沸腾，民俗与传教士的冲突，中外矛盾，军阀混战，读之仿佛身临历史现实场景之中。一幕幕史实在前，义和团之暴乱，国人之麻木，清廷之腐朽，甚至第一位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也没能逃脱愚昧的命运。但这样事实后面，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却没有点明，常令人感觉意犹未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中写道：“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在历史学习和研究中，我们应当力求还原历史的逻辑，摸准历史发展中起着推动作用的“合力”，这是历史的逻辑，更是现实的参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说的不是事实的讲述，更重要的是事件表象背后的本质与规律，这是我们应当重点学习的内容。

总而言之，张鸣教授之创新思维令人难以望其项背，作为一名研一的硕士生，读完其作，从心底而生的，只有敬佩和赞叹。学识与经历的巨大差异，当然会催生相佐的观点，“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历史亦是如此。上述三个质疑，仅仅是一些个人的浅薄之见，或许在今后的岁月中，我会在学习过程中逐步纠正自己的错误。但是我认为青年人应当在谦虚的同时有一种担当与自信，敢于为真理发声，为理想奋斗，所以战战兢兢提出一些质疑，既与各位博昊的同仁交流探讨，又是今后前行的一个自我参照。

用北岛《回答》的片段作为本文的结尾，借以自勉：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作者/樊雪峥   武汉大学文学院2016届毕业生，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研究生，武汉大学第十八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曾志愿服务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