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看了张文尧写的文字，让我觉得无比惭愧，我觉得自己并没有那么多博昊学子一样优秀——保研、考研，继续走在一条通往优秀的路上，我成为了工作一族，每天奔波在这个城市的东南西北，希望用笔去记录，用心去体会，去回忆。

前段时间给余先生写信，随信寄去了刊有自己稿子的报纸。余先生回信亲切地称呼我为“小丫头”。是的，在人生的的道路上，在余先生做出的需要极大勇气的慈善事业上，我觉得自己真的只是个小丫头，内心对余先生充满尊敬。

2003年8月，家中顶梁柱父亲查出患癌，在得到消息的一刹那，无异于惊天霹雳。母亲性格柔弱，且下岗多年。作为20岁的独生女，面对如此噩耗我措手不及，记忆停留在梦里，在省军区总医院肿瘤与血液科走廊上母女抱成一团哭泣的一刻。

那个时候，虽然亲戚也给了帮助，但对于鄂西北那个偏僻的小县城来说，拿出钱来看病几乎是杯水车薪，为了省钱，母亲陪父亲返回家乡治疗至2004年8月父亲去世。

我在学校继续我的生活，开始默默吞咽下眼泪，我在辅导员何方玲的帮助下，开始了勤工俭学的生活：在自行车棚岗做巡检、在资助中心担任助理。

现在想起来，我很感谢我的辅导员和大学生资助中心的老师，感谢博昊基金给予我经济上的帮助与精神上的支持，让我有信心与勇气去面对挫折，在勤工助学与完成学业之时，能够外出实习，寻找梦想。武汉的洞庭小街有我的身影，北京的地铁也曾停留过我的脚步——外出实习让我一点点成长，也让我有了谋生的手艺。年少清涩一点点褪去，成熟与干练与日俱增。

和很多人一样，我从小也开始思考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在现在也一样，总是担心身体走的太快，把灵魂丢了。人应该平和生活，对自己，对别人。这是母亲从小教育我的话，我也一直牢牢记在心里，从心底表示无比赞同。特别在这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里，保持平和，尤其是内心的平和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但是却非常必要，因为如果失去了内心的平衡，在众多的物质诱惑和精神诱惑前失去了方向，结果只能是一无所获。

大善，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个崇高但是很有些虚无意味的词语，因为它代表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在现实中很难找到一种合适的范本，所谓的平常心做人做事，只能称为小善即安。

但是余先生的作为却让我对于心目中的“大善”有了一个界定或者说是一个范本，特别是我得知受到博昊基金捐助的很多同学现在发展得都很不错，在读研、保研，甚至保送至比华工更好的学府去，在解除了经济方面的忧虑之后，他们都能够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一展鸿图，我相信他们、包括我自己都会感谢余先生的难能可贵，在这个很多人都借助财富资本不断收获利润的年代里，能拿出一笔不菲的金钱贡献于私人的慈善事业，不是一般人是够做出来的。

我不是很清楚余先生年轻时的成长经历，但是我想他肯定有当年自己奋斗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让他对于苦难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这种理解超越了抱怨命运、羡慕别人，而升华为了一种帮助别人的想法。所以他和他身边支持博昊事业的人才会对我们——一帮20岁出头的年轻人不断得给予鼓励和支持，在爬坡的人生中，他伸出手臂，向我们微笑，使劲拉了我们一把。有时候，我觉得博昊对于我们精神上的鼓励远远超过了经济上的资助。让我们告别了当年的绝望、自怜，逐渐恢复朝气、生机，像又获得了阳光的树苗，告别了以往阴冷潮湿的地窖。这些点滴的感动让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有人在关心自己，且不求回报。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有理由相信博昊的事业能够发展壮大，也希望自己能够对博昊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我更希望这样一种崇尚大爱的精神，能够在这个利益至上的转型期的中国传递开来。

目前我在刚刚创建不久的《长江商报》房产周刊工作，虽一如既往努力，但压力感与日俱增，性格中过于忧虑思想总是蠢蠢欲动，但现在的我比以前多了开朗和乐观，我珍惜这份工作，我也非常希望能把她做好。

 “在湖中幽雅的鸭子，水面上看起来一片详和，水面下的双脚却在拼命滑动，以使前行。”刚刚结束的崎岖坎坷的求职之旅，也正是印证了这样一句话，我想我会一直努力，尽管路上难免摔倒，难免惊慌，但我，已不会害怕。因为，有你们，有博昊在我身边。